一般认为，一个既定文明的认知的、存在的方面属于世界观，而一个既定文化的道德的价值的评价原理则代表他们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文化气质，表现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如果这样理解世界观的话，即把世界观理解为哲学的宇宙观，那么应当说，宇宙观与价值观是有联系的，因为价值观往往有其宇宙观的基础。人对自己所在世界的认知的、存在的方面的总看法，一般来说是通过宇宙观来表现的。它主要体现在认识宇宙、世界是怎样存在、运动的，宇宙、世界是怎样构成的这些方面。也就是说，一般所说的世界观主要是指对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方面说，中国文明的价值偏好确实是与其宇宙观相联系的。古典中国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这样的宇宙观所联系的价值观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
但是世界观的概念也同样还包含或表现为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人对世界所抱持的态度。人对世界的认识和人对世界的态度， 两者不是不相关联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对世界的认识往往反映或影响了对世界的态度，或者造成了一定的态度;反过来也是一样，人对世界的态度来源于对世界的认识， 或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本文将集中论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文明对所处世界的态度，包括对人与自然、周边世界的态度，中国文明的价值追求及其如何内化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促进了文化的传承。
一、价值观与价值理念
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从战国时代到汉代乃至到宋以后，这一观念一直很发达。何谓“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注重人道与天道，也即人类社会的法则和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而非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它不主张天和人的对立，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是主张人应当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将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这种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协
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一思想对纠正那种“焚林而猎、涸泽而渔”的无限制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做法具有纠偏意义，对促进当代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也具有合理的现实意义。
2．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古代哲学主张“人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心”，肯定在天地人之间和神与人之间，皆以人为中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以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为基础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和归宿都是人，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孔子之前的人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之后的人说“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可见，现实社会政治的有序和谐和人生的价值理想问题始终是儒家关注的焦点。所以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不重视彼岸世界，而始终强调在的人的有限生命和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理想和价值。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价值是从人的良心、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中引申出来并加以肯定的，而不是从宗教的信仰而来。所以中国文化没有在那种神本背景下产生的原罪和赎罪观念，而是主张启发和发扬人的善良本性，提高人的情操境界，重视人伦关系的调整和完满。
3．崇德尚仁
德性品格自古以来为儒家文化所重视，因此那些有精神追求和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士也历来为儒家文化所推崇。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认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比生命还重要。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了崇德尚义的氛围。正是在在这种精神追求下，通过古代“礼”的体系，从而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 的社会面貌。孟子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舞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这也为那些为捍卫正义和美好生活的人们进行不屈不挠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支持。在这种精神影响下，中国文化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自觉的道德修养和意志锻炼，重视完美人格的培育与成就，对追求个人私欲满足的人加以贬斥。同时在政治上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用道德礼俗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反对以刑罚暴力管理社会;对外强调“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这些都成为中华文化特别重视道德文明也就是“崇德”的特色。
“仁”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道德观念。孔子明确说明仁的要义是爱人。仁是自我对于他人的态度，对他人的关怀爱护，或对他人施以恩惠，从文字来说，中国东汉时期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仁字说：“仁，亲也。从人二。”说明仁的基本字义是亲爱。清代学者阮元特别强调，仁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表示二人之间的亲爱关系，所以一定有两个以上的人才能谈到仁，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讲法是对仁的交互性特质的阐明。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观念，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仁者爱人，仁由对双亲的亲爱或对某些人的亲爱渐渐变为普遍的仁爱，仁爱成为普遍的、公正无私的博爱。事实上，孟子更把仁扩大为“亲亲——仁民——爱物”，仁爱的对象已经从社会伦理进一步扩展到人对自然的爱护。中国的儒学，始终把仁德置于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首位，人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人是以相互关联、共生和谐为指向的基本原理，是与近代西方主流价值不同的普遍性原理
4．群体优先
在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化中，重视人，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中国文化总是把人作为一定伦理关系中负有伦理责任的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所代表的政治、家庭、社会关系，和忠孝仁爱信义的道德德性，相互配合对应。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连续体中关联存在的一方，人活着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伦关系的美满。同时，中国文化重视处理群己关系，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于是，群体、国家往往成为个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为忧国忧民的情怀。孟子说君子要“自任以天下之重”，汉代以后的士大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在实践上，汉代的士大夫“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泣”，北宋范仲淹自颂其志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初的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的观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能超越家族主义、地方主义，而始终把国家整体事务作为己任的文化思想的根源。在这种思想文化里，不仅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首位，也凸现了以小我成就大我，以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
总之，儒家伦理不是个人本位的，而是在一个向着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使得儒家伦理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了人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应该指出，中华文明的价值观的结构是多元的，道家、佛教都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儒家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主流，这是毫无疑义的。
二、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态度
中国文明对世界的态度不仅是个人对他人、对身之所在的社群的伦理态度，还包括对于外部世界的文化——政治态度，其中“中华”、“天下”、“王道”、“怀柔”都是其中典型的观念或话语。其中体现的基本观念是，文化高于种族，天下高于国家，大同是世界理想。
在古代中国，“中华”作为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名称，也不是就族裔血缘而言。“中华”之名指向一文化的集团，因此中国可以退化为夷狄，夷狄可以进化为中国。西周时期，周之同姓鲁国是中华，异性的齐国也是中华，其标准是以华夏文化之礼乐文化为标准。此后几千年，南北各种族集团混合华夏族，皆成为中华。所以“中华”的意义是文化的，不是种族的。这表现出，在中国文明中，一般来说，文化的价值远远高于种族意识。
至于“天下”一词，在历史上的使用包含有三种意义。理论上，天下是“普天之下”的地理空间，没有界限，天下即今天所讲的世界，这是第一种。而在实际上，天下一词的使用往往有其界限，如在中国人的使用中，亦常见用来指古代中国天子实际统治、支配的范围，这个意义上的天下即指中国，这是第二种。最后，天下也用来指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世界与其结构体系，这是第三种。第一种可见于儒家经典的文献，表达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想;第二种多见于中国政治的文献，用以处理中国内部的政治管理;第三种多见于中国涉及外部世界的文献，包含了中国关于世界结构秩序的想象。
就第二种而言，天下即中国本部，其地理范围即“九州”，这个意义的天下近于近代的国家。就第三种而言，天下是九州——四海——四荒的结构空间，九州是中心，四海是周边国家所居，四荒是更为辽远的远方世界，这个意义的天下近于世界的秩序。古代的中国，以文明中心自居，认为中心、四海、四荒的文明程度依次递减，而构想并实践了这样一种差序的世界秩序格局。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知识分子有感而发，有人说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认为中国人只有世界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希望用这种说法促进人们的国家意识，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还有的说中国人一贯以为在中国之外没有世界，中国即是世界，世界即是中国，认为中国人只有中国意识而没有世界意识。这些说法都不确切，早在中国转型为近代国家以前很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认同，只不过这种国家认同与近代民族的国家认同形式有区别。就历史而言，秦汉以来，中国人清楚了解自己的边界是有限的，《史记》中就已经多处以“中国”和“外国”对举，汉代的人们已清楚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之中的一个国家。
中国文明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处置态度是以礼治——德治为中心的，这是从其本部事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延伸出来的。儒家思想指导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主张扩土拓边，是以安边为本，和睦邻为贵。因而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近代意识形态取向的，或帝国主义的暴力的、反人道的霸权主义国际政策不同，总体上其宗旨不是武力取向的，而是和睦取向的，这与近代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土地、侵夺财富根本不同。自然，在经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个别皇帝曾经违背了儒家思想的指导，采取过武力攻伐周边国家的行为，但这是不符合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的，在中国内部也受到批判和反省。
这种世界想象和政策的不同，直接来源于儒家文化对远人世界的态度。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就是用道德文明和文化吸引远人，并加以安抚。又如“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以薄来，所以怀诸侯也。”［2］还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3］怀柔就是用德教的方式对待远人，吸引他们来归服。
事实上中国文明在西周时代已经奉行这一态度。《左传》襄公十一年：“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周礼·春官宗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这种“宣德化以柔远人”的对外观念在中国文明中是根深蒂固的。古代的中国文明虽然在当时是先进而强势的文明，而傲慢从来不是中国文明崇尚的德行。富而不骄，强而好礼，是中国文明崇尚的德行；强不胁弱，强不犯弱，强而行礼是中国人看重的文明，“强而无义无礼”则不是文明，是不及于文明。
如果把天下作为世界的观念，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思考，可见于孟子阐发的有关“王道”世界的思想。孟子对“王道”和“霸道” 的区分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王天下”的仁政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打开了在政治——地理结构之外的“天下”观念的道德向度。
关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秦以前，天下作为周王朝的代名词，是高于诸侯国之国的概念，“天下”也代表比“国”更高一级的统一性价值。两周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政，但都承认周为封建天下的共主，也都以周文化为共同文化的典范。春秋五霸迭兴，周所代表的超越诸侯国的更大领域的政治边界仍是各国政治意识的重要部分。尽管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周的那种高于“国” 的一统性已经渐渐流为形式上的一统性，但这种高于“国”的“天下”观念仍影响着这个时代以及后世的政治想像，如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但孔子仍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应自周天子出；孟子的时代，士的政治视野始终并不限止在诸侯国内，而以王天下为政治目标，“天下”即超越各诸侯国的更大世界。《大学》所代表的观念，也是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追求。秦汉时代的中国实行郡县制，在政治体制上天下即国家，国与天下合一，不会追求超过中国的更大政治一统性。但是，由于在事实上中国之外还有外国，特别是在儒家经典中“天下”大于、高于“国家”，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不会终止于“国家”。国家并不是最高的概念，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天下观或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天下”表达了中国人的世界意识，《礼记·礼运》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理想，大同的世界是互助友爱、安居乐业、社会平等、国际和平的世界。天下大同的理想即世界大同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理想。
三、普遍性理想:追求多样性的和谐
春秋时代史伯有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则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5］这种思想认为，不同事物的调和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相同的事物的单纯重复或相加却不能生成。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如五行被认为是五种最基本的元素或材料，五种不同的元素或材料相互结合而生成一切事物，其道理就在于此，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原理。这种反对单一性，认为多元性是繁盛发展的根本的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智慧，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态度。这种观点强调多元要素的配合、调和、均衡、和谐远远优越于单一性，认为单一性只能阻遏生成发展。《左传》昭公二十年也记载了春秋后期晏婴关于“和”的思想：“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祗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不同事物的调和、互补、融合才能生成繁盛的、新的事物。差别性、多样性、他性的存在是事物生长的前提，差别的多样性的调和才是生生的根本条件。这种辩证的思维在孔子以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哲学固有的崇尚多样性的思想资源，应用于政治、社会、宇宙生成等领域。
“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更在中国文明早期便开始发展。《尚书·舜典》 记载，帝舜命其乐官要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古人已了解音乐的和谐作用，并期望歌乐的和谐能使人与神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春秋时代的人继承了这种思想，也主张通过各种乐声之“和”，扩大到了超越人间的“和”，即“以和神人”［6］，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古代中国人反复地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又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晋侯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也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追求。
这一思想对孔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延续了西周文化对乐的重视， 他也主张乐的功能在于“和”，认为乐所体现的和谐精神可促进礼的实践和补充礼的作用。孔门弟子所作的《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清楚地显示，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的根源。孔子的孙子子思曾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中是中道平衡原理，和是和谐原理，平衡与和谐不仅仅具有人类的意义，更是宇宙普遍的法则，人必须与宇宙一致，奉行平衡与和谐的原则，其结果将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繁荣，也必将促进宇宙的发育和秩序。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国文明中也是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国文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8］。孔子早就用“和”作为对外部世界的交往原则，“‘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9］。《周易·乾卦彖辞》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也是与协和万邦思想一致的，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
汉代以前，受交往的限制，中国还不能明确提出一个无中心的、多文明的、共同体世界的概念。由于魏晋以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特别是佛教从印度的东传，使得中国文化不仅吸收了佛教文化，而且在意识中明确了解到在中国文明之外存在着其他的高级文明。这使得中国人开辟了多元的文明视野，而且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始终是和平的。由于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各个王朝大都同时支持三教，在中国后来的思想界也流行所谓“三教合一”的口号，表明不同宗教有可能互相融合，从而使宗教战争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可能发生。这样一个不同文明、多元宗教融合的传统，是古代中国“和而不同”观念的文化实践，也是中国文明至少自唐代以来的重要的处理宗教文化的资源。这都表明，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和谐是以多样性共存互补为前提的和谐观。
四、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不仅几千年来文化传承连续不断，而且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基本保持了稳定统一，这一文明的面貌可称为“广大悠久、一统多元”。在抗战的时候，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当世列强，有今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中国，有古有今”，英国文化的历史不过1000多年，美国的历史仅仅300多年，而文明古国有的夭折，有的转移。所以他总是引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说明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始终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近代历史学家就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特征问过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历史学家说，从这三个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是什么?最核心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套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它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传承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生命的重大责任。
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不能离开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那么，中国优秀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呢？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首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2500年前孔子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经典意识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而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后又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使得后来儒家以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使命。其次，中国自古以来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儒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强调、提倡、传播和强化这些价值观念，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使这些价值得以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进而影响到全体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
传统文化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民族精神则是指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深层动力和精神气质。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她的发展壮大和延续必有其能以自立的精神基础。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华文化创造了哪些文化价值、文化成果和发明、奇迹，更要自觉理解她的内在生命力和精神特性。
1．刚健有为
国学大师张岱年曾在80年代初提出，《周易》的两句话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这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周易》里面对乾卦的解释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把这一自强不息表达为“刚健”，刚健就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永远前进。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更成为激励人们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在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身上都有鲜明体现，如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读来回肠荡气的诗句，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发挥了爱国主义的激励功能，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维护民族文化生命的精神。
2.厚德载物
《周易》里面解释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就是接人待物要有宽容宽和的态度，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性，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也要尊重别人的尊严，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所以厚德载物又集中表达在“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以和为贵的和是不同事物的统一与融合，要义是和谐，它既和“同”不一样，不是单纯的同一，而是不同东西的和谐相处；也和“争”成为对比，不崇尚斗争，注重平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精神对中华一体，国家统一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长期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中国文化特有的“兼容并包”文化政策，使得不同宗教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走向融合，而非诉诸宗教冲突和战争。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在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之下，一般来说，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成了中华民族成员的天经地义的当然价值，也成为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
今天，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把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精神文化发扬起来，并加以新时代的发展，从而加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全球化已经使全世界在经济、技术和市场、金融、贸易各个方面密切了相互关联，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增加了各个领域的相互联系，而人类的处境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美好。冷战结束以后局部的战争并没有停止，巴尔干、非洲、伊拉克、阿富汗，在西方的介入下，战争与混乱交织。全球化潮流所往，南北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得到的不仅是机会，还有灾难。全球或地域的共同体建构，虽然迫切，但困难重重。美国的金融海啸显示出市场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而欧洲的财政危机愈演愈烈，使得这一危机更加深重。面对这些问题，使我们相信，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法律、权利、市场、个人主义去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开放各种探求，包括重新发掘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关联性、交互性伦理，发挥道德和礼教意识，使当今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世界得以改善。
最后用四句话来总结：崇德尚仁、利群贵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广大悠久、一统多元——是中华文明的特征和特性；刚健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中华文明的社会理想和世界理想。
【参考文献】
[1]参见《论语》。
[2][3][7]参见《礼记·中庸》。
[4]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5]参见《国语·郑语》。
[6]参见《国语·周语下》。
[8]参见《周礼·天官冢宰》
[9]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