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1887年8月23日出生于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一个普通人家庭里。皮宗石十五岁进省城长沙求学，先习武，进武备学堂，与程潜同学。在一次骑马练习中，从马上掉下，从此弃武改学文，入城南书院。但他在武备学堂与程潜已结下了友谊，日后程潜在与他书信来往中，一直称他为海环学长。
1903年，皮宗石考取湖南官费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在日本，他结识了一些湖南籍的革命人士如黄兴、宋教仁、林伯渠等。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他正式加入该组织，也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多次奉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他每次回到上海，就与早已认识的蔡元培联系，他们的友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皮宗石当时在东京，第二年回国。这时国民党决定在汉口办一个机关报，定名为《民国日报》。黄兴亲自点名几个湖南籍留日学生杨端六、任凯南、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筹建，由支持革命的湖南都督谭延闿出资并题写报头。
《民国日报》创刊后，立即参与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成为讨袁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点。在武汉的革命党人詹大悲的领导下，准备武装反击袁世凯政权。不幸的是，这一机密被泄露，袁世凯对《民国日报》恨之入骨，通过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法国驻汉口领事勾结，于3月24日动用武装巡捕查抄《民国日报》社，并以查出枪弹为由，强行封闭了报馆，将正在报馆的周鲠生、杨端六等人逮捕，监禁到汉口法租界的巡捕房。
当时皮宗石正为革命党人所需到九江去领取炸药，不在报馆里，得以幸免。时在上海的黄兴万分悲痛，当皮宗石等安全抵达上海，黄兴见了大为高兴。但黄兴告诉他们：“你们已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国内已不能呆了。”当时他们都较年轻，提出想继续读书，黄兴设法为他们申请了公费到英国留学。
在英国，他们虽为留学生，实为流亡者身份到达伦敦，皮宗石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伦敦又结识了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陈源等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都有共同的观点。其时，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也先后来到法国组织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之事。
1919年，当巴黎和会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时，皮宗石与王世杰、李四光、周鲠生、杨端六等，从英国渡海到达巴黎与留欧中国留学生、华工等一同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使陆徵祥无法出席会议签字。
在英国留学时与湖南及的留学生一起合影。前排左一是杨端六，前排中是皮宗石。后排座椅是任凯南，后排右一是李毓尧，后排右二是周鲠生。
1920年，皮宗石回到长沙，当时留学欧美的学生很少，不少地方要他去从政，他都谢绝了。因为他深受蔡元培的思想影响，“把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看成是救国的根本”。他选择了教育界，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任教。其时湖南在督军谭延闿和继任者省长赵恒惕的同意和支持下，成立了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皮宗石与李剑农、王正廷、蒋百里、黄士衡等十三人被聘为省宪起草委员，李剑农为委员长。皮宗石后来发现军阀割据，以“自治”求自保，不愿置身其中。不久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皮宗石离开长沙，携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在李大钊之后兼任图书馆馆长。
1922年，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恢复了旧国会，宣布制宪。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的必要，皮宗石与李石曾、王世杰、周鲠生、李大钊、黄侃等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1924年12月，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翰笙、燕树堂等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源（西滢）、胡适、李四光、张奚若、陶孟和、杨振声、闻一多等。现代文学史上，把这个刊物的一些代表人物称为“现代评论派”。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干部，建立革命力量，同时在广州创办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二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为筹建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同盟会会员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到广州商量，都被聘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分别担任法科、理科委员会委员。在广州，皮宗石见到了老朋友林伯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先移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安灵在社稷大殿，那天有十余万人随护灵柩，约有二百人执绋送殡，绋长约数十丈，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等为执绋人。林伯渠是随孙中山来北京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1927年，蔡元培从北大调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王星拱等也先后离开北京，随同一起到南京工作。
皮宗石到南京后，先受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国民政府并任命他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不久蔡元培要他到大学院工作，任大学院教育行政组主任。1928年3月，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因长期在国外未回，国民政府要蔡元培兼任司法部代部长，蔡元培找皮宗石商量说：“我兼职太多，精力顾不过来，你去司法部任秘书长，我把私章交给你，全权代理我，我每月最多去一次。”这充分说明蔡元培对他的信任。
1928年8月，大学院令成立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从南京来到武汉。陈源、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也相继来到武大。皮宗石与他们都遵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决心把武大办成一流大学。他们共同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入学考试采用密封试卷，只认分数不认人。
皮宗石除在教学、教务方面尽心尽力外，对武大的建设筹款，也尽量设法。法学院的教学楼是皮宗石等湘籍教授向当时湖南省政府，争取了十二万元的捐款。理、工学院的部分仪器设备也是皮宗石等联系中华文化基金会捐赠的。皮宗石在武大工作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程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长、教务长、图书馆长等职，并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本着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很快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适应邀于1932年11月来武大讲学，皮宗石等陪同胡适在武大参观、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说：“……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批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胡适又说：“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在这期间，蒋介石经常来武汉，常约见武大的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蓄意拉拢。皮宗石不愿与蒋介石打交道，尽量回避。有一次王世杰会见蒋介石回来对皮宗石说：“你总要去见见老蒋，他又在问皮先生怎么没有来。”皮宗石说：“他下次再问，你就说我病了。”
1936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时，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簇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1936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就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
王世杰赞成他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哪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经费问题、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键，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不仅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而且还愿意继续提供经费。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国立大学。1936年3月，皮宗石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湖南大学长沙市内犁头街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同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
皮宗石到湖南大学后，按照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对湖南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是来求学识的，教师必须要有真才实学，而不是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湖南大学在省立时期，由于条件限制，经费不足，较为封闭保守，教授年龄结构偏高，总体来说，知识老化，学术空气不浓，不活跃。改国立后，经费增加了，条件改善了，教职员工待遇也提高了。皮宗石首先整顿教师队伍，他延聘了一批著名教授，如任凯南、杨树达、曾星笠、刘永济、曾昭权、柳士英、唐艺青、柳午亭、李肖聃、黄子通、钟伯谦、何之泰、曹诚克、李祖荫、熊正理、易鼎新、柳克准、王啸苏等；还同时聘请了一大批中青年教授，如政治系吴世英、曹绍廉、邹文海、黄如今、翟楚，外文系李宝荣、金克木、陈世骧，哲学系蔡乐生，经济系王传曾、曹庭藩、周德伟、潘源来、丁洪范、樊弘，化学系黄人杰，电机系郭和平，机械系柯元恒、蒋德寿，历史系赵寿人，物理系吴徽铠，教学系李琪，矿冶系胡伯素等。这批中青年教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给湖大教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他经过调查解聘了几名不称职的教师，包括一个兼任英文教师的美国传教士。有些学生不理解，问校长，为什么把教英文的外国人给解聘了。他说：“我经过调查，这个美国人没有学问，只会说他本国话，我们是高等学府，不是教堂，你们是否听说过有中国和尚在外国大学当老师？”这些除旧布新的做法，完全是学习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在整顿教师队伍的同时也整顿考试制度。国立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考新生，一律改用密封考卷，任何人来说情，一概拒绝，他说，只认分，不认人，决不降低国立大学水平。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务长时，就是这样做的。
皮宗石在国立湖南大学完全执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就应该让他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是学经济的，将经济学各流派理论，都同时给学生讲授。古典经济学由任凯南讲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由周德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由樊弘讲授，当时国立大学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合法讲坛，是要冒风险的，也是罕见的。其他系也如此，如政治系有以伍意农、唐德昌老教授为主的一些人代表老观念；吴世英、曹绍濂、邹文海、翟楚等中青年教授则代表新概念；哲学系青年教授蔡乐生独树一帜，他教授心理学，是代表芝加哥学派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入侵。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日本侵略者对长沙的轰炸日趋频繁，长沙也不是安稳地方了。湖南大学在1938年春季着手要迁校的准备，图书、仪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1938年4月10日，日机轰炸了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驱壳。因事先将最珍贵的善本书装箱移放至爱晚亭附近的山坳里，所以珍贵图书损失不是很严重。
湖南大学迁往辰溪后，皮宗石仍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当时，湖大的报告会、讲演会很多，有教授作报告，也有学生作报告，校内墙报也很多，差不多各年级都有，一些学会也办有墙报。经济系学生江友三曾登台作“论私有财产制”的报告。中文系学生徐士豪写的“近卫文麿的失眠”均在校内引起较大反响。在偏僻的辰溪，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湖大师生的戏剧、歌咏活动却很活跃，曾在校内和沅陵县公演多次话剧，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如“好小子上战场”“放下你的鞭子”“黑子二十八”“三江好”“凤凰城”……一批青年教师陈世骧、金克木等积极支持这些活动，陈世骧还担任导演，皮宗石对此十分支持，有的还亲自去观看。
皮宗石在湖南大学任职期间，接待过很多以往的老朋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湖南大学访问参观；刚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到长沙时，皮宗石在家里设家宴欢迎。陈立夫暗示皮宗石加入CC，但被他婉拒。李四光一家三口曾在皮家小住；张奚若一家五口也在皮家住了一段时期。皮宗石还接触过前后三任的湖南省主席。最初是何键，他们过去就认识。何键也支持湖大由省立改国立，并保留了省里原拨给湖南大学的经费；抗战时，张治中接任省主席。张治中曾到武汉大学参观、演讲，他们过去也认识。张治中主政湖南时，湖南成了战略的后方，各方面人士云集长沙，外事活动也较多。省政府接待外宾，大学校长必被邀参加作陪，所以这一段时期与张治中接触较多。长沙大火后，1939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会面，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薛岳不再提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提出来，希望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
1944年5月，日军大举南侵，长沙很快沦陷，皮宗石一家避难贵阳。抗战胜利后，皮宗石回长沙居住。他被聘为湖南省银行董事，董事长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程潜。解放军节节胜利，他不少老朋友来到长沙，邀他一同去台湾，他说，都是中国人，我又没有干过坏事，我为什么要走。
1950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皮宗石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皮宗石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向他颁发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委任状。1954年调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并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56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
1954年中南大区撤销，皮宗石被聘为湖北省政府参事，并担任湖北省政协驻会常委。（皮公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