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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湘流教泽,经济作名师——任凯南先生小传

汉湘流教泽,经济作名师

——任凯南先生小传

张泽麟

201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当晚湖南卫视播出的“2013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电视晚会上,压轴的一段名为《麓山护书》的音诗画节目,向世人讲述了抗战时期发生在湖大的一个保护图书典籍、保存民族文化的真实故事,也让任凯南这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藏书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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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任凯南先生

教育家任凯南

任凯南,派名裕恒,字拱辰,又字戆忱,1884年10月11日出生于湖南湘阴(今属汨罗)的一个世家右族,这个家族还出过一个名人——任弼时。

他早年考取秀才,后考入湖南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并加入同盟会,竭力为革命奔走联络。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在汉口与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杨端六等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4年,考取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留学,一年后因公费停止而返国。复考取官费留英生,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伦敦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皇家经济学会会长Edwin Cannan教授。虽然年龄较大,英文程度较差,任凯南依然加倍努力,并兼学法语德语,把若干指定的法、德文参考书摘译成英文报告。当时英国的教育政策,外国与本国学生同受最严格之训练。任凯南勤学苦读达六年之久,于1921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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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留英湘籍学生合影

上图为当时湘籍留英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任凯南,右一为李毓尧,前排中为皮宗石,三人均曾任湖南大学校长;前左一为周鲠生,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前右一为杨端六,亦为著名经济学家。

1922年,任凯南出任湖南商专校长,锐意革新,改善师资,加强教学管理,严格考试制度,商专教育复振。并与雷铸寰、魏先朴、黄衍钧等好友创办大麓中学,校名取自岳麓书院门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寓纪念岳麓书院作育人才之意。自此,他一生矢志教育救国,绝意仕进。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曾邀请他出任国立图书馆馆长,为他婉谢。湘省当局委以教育厅长,亦坚辞未就,他说:“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有官瘾的人办不了教育。” 从他给大麓学生吴伯卿的毕业赠诗中,亦可见献身教育之热忱:“弟子三千众,巍巍孔道尊。斯文终古仰,阙里至今存。风气怜时薄,安危待手援。临行无所赠,只此一箴言。”

1926年2月1日,湖南商专、工专、法专合并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任凯南任经济学教授兼教务主任。1927年4月,湘省府明令取消湖南大学,惟留理工两科,改名湖南工科大学;7月,省府明令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停办。1928年4月,省府议决恢复湖南大学,设文理工三科,聘任凯南为校长。当此变乱纷乘、百废待举之际,他殚精校政,亟谋恢复,弦歌再续,学府重兴。罗正纬曾赠联:“胜地落鸣钟,雁阵秋高,洪响云霄谐木铎;长天流化雨,麓山春晓,清芬桃李蔼门墙。”对他颇多期许与厚望。

1928年8月,国民政府筹设国立武汉大学,任命任凯南为筹备委员,他往来湘汉,仆仆风尘。次年7月,辞去湖大校长,专任武大经济系教授。1932年10月,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35年再兼任法科研究所经济学科主任。1937年7月,湖大改归国立,皮宗石任校长,邀请任凯南重回湖大,出任教务长、经济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当时的湖大,据周德伟回忆:“本极守旧,但非守其精华。老教授均视教授为铁饭碗,毕生不越洞庭,排斥新进甚力”,皮宗石和任凯南亟求革新,转移风气,延揽了杨树达、曾星笠、周德伟、李寿雍、樊弘、王传曾、吴世英、邹文海、曹绍濂、周荫棠、李祖荫、周枏、蔡乐生、陈世骧、李冰、何之泰一大批学者来校任教,古老的麓山顿添生气,学风大异往昔。当时的政治系主任吴世英,虽系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毕业,但才二十几岁,初登讲台难免有些拘谨,又无板书,学生联名上书教务长请求换人。任凯南耐心向学生解释,吴老师才开始讲课,没有经验,得有个培养过程,不能急,而且,“吴老师不是教书匠,他是学者,教书匠与学者是大不相同的。湖大要办成名大学,就要有许多学者,有许多湖大的学者。光有教书匠,没有学者,是教不出好学生来的。”这番话给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时隔五十余年,当时的亲历者黄粹涵还记得一清二楚。后来,吴世英经过一番历练,课果然教得很成功,而且学养深厚,深得学生欢迎。由此可见任凯南之识才爱才,更能养才。1937年11月,任凯南兼任大麓中学董事长。抗战爆发后,湖大迁往辰溪,任凯南主持迁校事宜,亲往勘定龙头垴校址。迁校之初,湘西土匪虎视眈眈,校方不得不与各种地方势力周旋,并雇用一排士兵充当校警。任凯南则坐镇学生宿舍区,以策人事与设备的安全。由于任凯南等先贤不辞辛劳,湖大未半载即复课,荒山变成大学城。

1940年,迁校至安化蓝田的大麓中学发生风潮,校长黄衍钧辞职,任凯南赶到蓝田,以董事长兼任校长,并亲自讲授公民课中的经济学知识。抗战胜利后,湖大与大麓相继迁返长沙,任凯南遂辞去大麓校长职务,仍回湖大任教,所领的薪俸则大半用于重建大麓中学。

任凯南爱生如子。1923年,商专学生刘士奇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任凯南深夜闻讯,一跃而起,去见当时省长赵恒惕。他对赵说:“家长把学生交给我,我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我要把学生领回,交给他的家长,我担保刘生立即离校回家。”赵只好下令释放。他常用个人的薪俸资助湖大、武大、大麓的清寒学子,却从不向人提及,亦不望回报。

经济学家任凯南

民国时期的湖大,工科强在矿冶和电机,文科则强在中文和经济,对于湖大经济学教育有开创之功的先贤之一,就是任凯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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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任凯南先生中年照。

早在留英之初,任凯南就曾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斯密亚当与理财学》一文,是1902年《国富论》中译本出版以来,一篇系统研读亚当斯密英文原著后对其经济思想进行深入评析和诠释的力作。他毕生致力于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研究,融贯中西,成一家之言,学界已有“南任北马(马寅初)”之称。当时的经济学界,各种学说纷纭不一,任凯南固守原则,宁可在经济学家的正路上默默地走,决不趋炎附势,转入左道旁门。夏道平多年后曾感叹:“目前各国的所谓经济学界,几乎都是经济工程师当道,真正的经济学家少得像凤毛麟角,怀念吾师,益增惆怅。”

任凯南虽微有口吃且带浓重的湘音,但言必由衷,发自肺腑,登台讲演,语重心长,学生深受教益。张培刚曾回忆:“我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教我西方经济史的是任凯南先生,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他讲英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老百姓背井离乡流落到城市的街头。当时我的心里就想,我们要是搞工业化,就不能让农民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街头。”

任凯南治学严谨,著述慎重。他的讲义每年都要吸收中西书刊新的知识,不断修改补充,内容精辟,文笔优美。学生多次建议他正式出版,他为了使内容日臻完善,期以将来,始终未曾付印。他曾对学生说:“你们在三十岁以前,应该大胆地就你们的知识发表一点东西,好坏没大关系。不然的话,过了三十岁就难得有勇气拿出自己的东西来了。”由此可见他谦抑诚笃的治学态度。因此,任凯南虽从教数十年,在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地位,却没有一本公开印行的著作。他逝世后,其讲义与手稿未及妥善处理,竟被当作废纸出卖,数十年心血结晶付之流水,诚为经济学界一大憾事。

藏书家任凯南

任凯南嗜书如命,他收入颇丰却自奉甚薄,皆用于兴学、助学及购书。除了为教学需要购置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外,举凡古今典籍善本,亦倾囊购置,成为湖南自袁芳瑛、叶德辉以后有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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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任凯南藏书

当时长沙的旧书铺多集中在玉泉街,任凯南于是将湖大市内办事处设于玉泉街,平时在岳麓处理日常校务外,辄渡江至办事处休息,信宿乃返。张舜徽曾回忆:“游玉泉街,偶遇先生于书肆,与谈甚洽,即邀余至办事处小坐,见其室内自几案卧榻积书皆满,多精善之本,为心折焉。……以余所见湘中诸老游学列邦、归而喜读古书又勤博览者,盖以先生及辛树帜先生为最云。” 任凯南在武大的同事朱东润也曾回忆:“这一位很特别,因为学的是经济学,回国以后教的是经济史,那时还没有人写中国经济史,决心自己写一本,这原是很需要的。要写书首先得摘资料,因此大量买书。在数年之中就成为宋版书收藏家。他的中国经济史大约是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却成了专门,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时,得了他不少的帮助,确实是一位益友。”

1938年4月10日,日寇飞机轰炸湖大,图书馆被毁。幸赖任凯南具有远见,事先将馆藏古籍善本装箱随故宫南迁之国宝移置爱晚亭右侧防空洞收存,避免了更大损失,为保护中华文化瑰宝立下了汗马功劳。任凯南视所藏典籍为天下公物,后人遵其遗命,将其藏书全部赠送湖南大学和大麓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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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岳麓山任凯南先生墓,墓碑题“前湖南大学校长任公凯南墓”

1949年6月,胡庶华校长辞职,国民政府属意任凯南继长湖大,他因国事纷纭,坚辞不就。7月16日,任凯南因积劳猝逝,停柩科学馆。身后两袖清风,一无所蓄,由湖南省府特拨银洋五百元治丧,始克安葬岳麓山道乡台左侧。伏嘉谟学长曾撰一联缅怀先生,联首嵌其名讳,可谓他一生写照,录之于后,以彰盛德而申景慕:

凯风化作春风,百年树人流教泽;

南国望隆山斗,万方多难忆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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